孙立恩带着自己的同事们迅速进入了阵地，开始接诊。

由于驻守医院的医生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很多天，考虑到他们持续的精神疲劳很有可能不是一个晚上就能缓过来的。经过短暂讨论之后，孙立恩等人决定让患者们优先到自己等人所在的诊室里进行诊断。所有非高度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除非有紧迫的生命威胁，否则全部给与口服药物治疗，并且尽快让他们脱离医院环境。初步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则首先需要完成血常规检查和ct胸部扫描，然后再根据检查结果，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鼻拭子或者咽拭子采样，并且对采样样本进行核酸检查。

流程明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善这个流程并且严格执行。孙立恩这边对一起来支援的医生们反复强调的只有一点，“无论如何，一定一定要优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不管是对病毒防护，还是对潜在的伤医事件，都一定要多加小心。现在这个情况下，遇到任何冲突的情况，都以保护自身最优先。如果……如果到了实在难以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你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防止自己受伤。”孙立恩顿了顿，强调道，“我说的是，‘任何手段’。”

医疗队的医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依旧用“不确定”的眼神看着孙立恩。

“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的话，直接找个凳子把人砸晕过去也不是不行。”孙立恩坚定道，“首先你们得理解，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些人以自己的感受为先。他们并不会在乎环境情况是什么样子，他们只会在乎自己有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应有的待遇’。”

孙立恩的话引来了一些共鸣，但大家仍然对这个“任何手段”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我认为这样的人不会很多，甚至可能压根就不存在。但我们不能因此放松警惕。我再提醒一下各位，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先下手为强也行，直接躲开也行，甚至为了保证自己安全虚与委蛇也行。现在我对你们的所有要求就只有一个，保护自己。”孙立恩对自己的同事们认真叮嘱道，“保护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

“我们哪儿敢跟病人动手啊。”袁平安打破了沉默，“大不了就跑呗。”

“其实咱们真未必需要跑。”周策反驳道，“外面一堆病人等着看病呢，真要打起来，咱们人多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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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恩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其他地区已经出现了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偶发冲突事件。比如对防疫工作的不理解、因为精神极度紧张而导致的反应过度、甚至只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回应都有可能让正常人已经绷紧到极限的神经绷断。他自己就在北五区见过这样的病人。在临时icu还没有完全搭建好的时候，和上着eo的沈老爷子一起住在同一间病房里的一位阿姨崩溃了。她不断要求转病房，并且称躺在病床上陷入深昏迷并且还使用着eo的沈老爷子“闹”她。

具体是怎么闹的这就不好说了。说不定只是因为心跳太过嘈杂。反正孙立恩心里打定了主意，任由这位阿姨崩溃一会。要么等她累了自己再开始劝说这样才比较有效果，要么等她累了且继续崩溃，这样用地西泮才更容易一些。

现在想起来，孙立恩有些惊讶于自己的选择。他一直觉得自己不是那种……能够看着一个人陷入痛苦却无动于衷，还能考虑一下怎么处理比较省事儿的人。

不过几秒钟之后，他还是决定放弃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中国人，孙立恩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一个固有观点——生存权高于一切。人能活着，比能活的舒服更重要。

医疗资源不够的情况下，要医生们给与每一个患者同样的“人文关怀”是一件不切实际的期望。不管是在当时的北五区，还是在现在的鹤安医院发热门诊，孙立恩的第一反应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