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这2007万银的投资，分为两种投资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注资建厂，比如松江新港造船厂、龙江造船厂、福建新港造船厂和广州电白造船厂、福建桐园、松江织造局、南衙织造局等；第二种则是间接投资，寻找可靠的项目，或者借贷或者入股，形成债权和股权，和直接全资建厂不同，这种债权和股权，不是实物形态的资产，而是债权和股权的借计货币形态的资产。

而这两种资产，第一种直接建厂，并不是那么容易造假，毕竟这里面既有宦官也有文官，还有官厂的督办，三方监察之下，在六册一账的账目下，脏皇帝的钱，困难程度会指数上升，重灾区就是第二种方式，间接投资。

因为这种方式之下，骗皇帝的钱，可行性很大。

在庞大的、臃肿的、僵化的官僚制度之下，反应缓慢，通常骗了钱的人就会逃之夭夭，最终找不到这笔银子究竟去了哪里。

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非常普遍，各地的府库不就是被这么掏空的吗？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朝廷的钱都落到了个人的口袋里，如果朝廷要查，立刻就推出一个替罪羔羊，把所有的帐都扣在这个人的身上，出清旧账这种事，屡见不鲜。

所以内阁首辅吕调阳才上奏陈述防范的办法，从源头上减少损失。

吕调阳的奏疏是从这笔钱的性质开始谈起，始终要注意，这2007万银，是大明皇帝本人的私房钱和晋党诸势要豪右们的钱，它不是公家的，而是皇帝个人的，这是必须要阐述清楚的地方，一旦出现了骗皇帝的钱，不是损公门肥私家，而是偷皇帝的。

这种性质之下，皇帝就会启动非刑之正进行处置，非刑之正适用范围，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最轻的也是死罪，再重点皇帝搞瓜蔓连坐，也没人可以求情，是可忍孰不可忍，你都偷到皇帝头上了，连这种事都敢做，那已经不是一般的大胆了，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吗？

整本奏疏的内容脉络极为清晰，从源头开始增加犯罪成本，而后便是监察，这一点上，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内帑自己监察一定会出现纰漏，这次的大规模投资的确是皇帝的个人行为，可是却事涉国朝的开海大事，绝不可马虎。

监察应该由地方按察、朝廷巡抚御史、内帑太监，三方节制，两两节制无法形成猜疑链，三方就可以形成。

在事后盘账的时候，也应该做到户部国帑和司礼监、内帑太监、格物院算学博士等一起盘查，查漏补缺，防止蒙蔽圣听。

而朝廷也在开海一事上有巨大投资，主要以疏浚水路、增加河防巡检、荡涤河寇、海寇、巡查检查各地私设关隘，增加商品流通为主，而朝廷的获益，则是税收。

大明的田税已经是积弊已久，而且地方留存和朝廷五五分，已经执行了两百年之久，但是商税上，朝廷在地方留存比例上，暂定为了两成。

奏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2007万银能够顺利落地，有序的让白银流向需要的地方去，为大明开海助益，解决如何把钱花出去的问题，而不是形成肉食者的狂欢，瓜分的盛宴。

将皇帝的个人投资和朝廷投资混为一谈，这不是典型的公私不分吗？吕调阳作为首辅，怎么可以犯如此的错误？

王者无私，皇帝连结婚、生子、宠幸某女子都是国事，作为君王，享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同时，并没有私事，这不是吕调阳公私不分，而是皇帝本身就是不能切割公私属性的存在。

天下人人为私，唯天子一人公耳。

“不是，这间接投资的内容…是不是有待商榷啊？！”朱翊钧看着手中的这本奏疏，其他内容他没有意见，包括户部盘账，按察、巡抚御史、内官三方节制，户部、内帑、格物院一起盘账，这都是应有之意，永乐年间，户部尚书夏原吉高度参与到下西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