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线索。这与今天高谈阔论的“国学”，完全是两个面貌。

问

近年来的“国学热”，我们北大基本上没有参与，还算不错吧？但我们远远看去，事情好像越做越过分了。而且因为裹挟着“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因素，让人很难劝解。秋雨老师，您劝过他们吗？

答

劝过。有一位企业家曾经兴奋地告诉我，他与几个朋友在郊区开办了一个“国学堂”，招收不少小学生天天诵读国学经典，连行为举止、生活礼节都要仿效古人。我便忍不住询问“这些孩子毕业之后，会到哪里工作？”

那位企业家一愣，但很快就充满信心地说“文化学术界的很多专家都向我担保，今天的社会太需要这些年轻的国学人才，而且越来越需要。”

我说“对不起，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到古籍出版社当校对。但我早就打听过了，那里已经满员，没有名额。”

这就是我的劝说。

问

但是还有很多人着魔。现在已经不只对小学生了，有的大学还开设了“总裁国学班”，收很高的费用，把那些企业家吸引过去，关上门，拉上厚厚的窗帘，不知在里边讲什么。如果是“爱国”，也不必那么神秘啊！您估计，窗帘里边在讲什么内容？

答

毫无兴趣。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最早章太炎等人提出这个概念时，确有救亡、爱国的动机，但从整体来看，“国学”与“爱国”不能画上等号。抗日战争爆发时，连很多文化程度很低的军阀、土匪都积极投入抗日，反倒是一批“国学专家”快速做了汉奸，例如罗振玉、郑孝胥、梁鸿志、胡兰成，等等。连五四新文学阵营里的“国学专家”周作人，也成了汉奸。因此大家看到了，在战后审判汉奸的法庭上，那些著名的被告都穿着长衫、马褂之类的“国服”。相反，原来一直被嘲笑为“西装革履、数典忘祖”的“西派人物”，却一批批在国际舞台上用英语捍卫着民族尊严，从顾维钧到倪征燠，都是这样。

问

您说起审判庭上的“国服”，使我想起，在“国学”热中，确实有一些激进青年提出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必须过自己的节日，声势很大。秋雨老师，我们该如何反驳他们？

答

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汉服”，而在于“必须”。中国人好不容易迎来了服饰自主的时代，任何强制都是倒退。“爱国主义”加上专制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如果你们认识这些激进青年，可以在他们耳边悄悄提醒一句汉服，在唐代长安就没有什么人穿了。99。99